凌晨两点,我关掉手机推送,打开了小津安二郎的《东京物语》。不是第一次看,但这次不一样——下午刚跟妈妈通完电话,她在那头絮叨着让我回家吃饭,我敷衍地”嗯嗯”了几声就挂了。挂掉的瞬间,突然想起这部电影。
老片子,1953年的黑白影像,但那种家庭里的沉默、客气、和说不出口的爱,简直像一面镜子。
一对老夫妻的东京之旅
《东京物语》(1953,小津安二郎)讲的是战后日本一对老夫妻,从尾道的小镇跑到东京看望儿女。他们带着期待来,却发现孩子们都忙——长子是社区医生,诊所事务缠身;长女开美容院,满脑子都是生意。只有过世的次子的遗孀纪子,腾出时间陪他们在东京转转。
老两口最后被打发到热海的温泉旅馆,夜里吵得睡不着,只能提前回东京。母亲在回程途中病倒,儿女们匆匆赶回老家,围在病榻前——但那些想说的话,终究没能在她清醒时说出口。
小津用固定镜头拍饭桌、拍走廊、拍榻榻米上的茶杯。没有激烈冲突,没有声嘶力竭,就是日常的客套、沉默、和礼貌性的敷衍。可越看越觉得,这种”什么都没发生”的冷,比争吵更让人窒息。
那些礼貌掩盖下的疏离
最戳我的是饭桌那场戏。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,儿女们边吃边看表,父亲絮叨着家乡的事,没人接话。母亲小心翼翼地夸奖儿子的诊所,儿子笑着说”还行”,然后就没了下文。
那种气氛我太熟悉了。过年回家,爸妈准备一桌菜,我低头刷手机;他们问我工作怎么样,我说”挺好的”,然后继续夹菜。不是不爱,是不知道怎么说。好像一旦开口,就要面对那些”你怎么还不找对象””这工作稳定吗”之类的话题,于是干脆选择沉默。
电影里的儿女也不是坏人,他们只是忙、累、被生活裹挟着。长女抱怨父母来得不是时候,长子在诊所和家庭之间疲于奔命。他们不是不孝,是真的抽不出时间——或者说,抽不出”完整的心意”。
反而是纪子,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媳妇,陪老人坐公交、去皇居、在浅草寺前拍照。她对着婆婆说:”我其实也没那么好,只是装装样子。”但老太太握着她的手说:”你已经够好了。”
厨房灯光下那些说不出的话
母亲病危那场戏,我看哭了。儿女们围在病床前,母亲虚弱地睁开眼,看着他们,说了句”谢谢你们来”。就这么简单一句话,大家却都别过头去擦眼泪。
我突然想起去年冬天,奶奶住院,我们一家人守在病房。那时候也是这样,大家坐着,没人说话。爸爸靠在墙上打瞌睡,妈妈削苹果,我盯着窗外的路灯发呆。奶奶醒来,第一句话是”你们都回去吧,别在这耗着”。
为什么我们总要等到生病、等到来不及,才意识到该好好说话?
小津拍了很多饭桌、厨房、走廊——那些日常生活的角落,本该是最温暖的地方,却常常是最沉默的战场。灯光昏黄,饭菜冒着热气,但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事。父母想的是”孩子过得好不好”,孩子想的是”赶紧吃完好走”。
和解不需要仪式,只需要看见
这次重看,我突然理解了片尾纪子的那句话。老父亲对她说:”你以后也会变得自私的,人都是这样。”纪子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”是啊,也许会吧。”
这不是悲观,是接受。接受人会变、会忙、会在生活的洪流里渐行渐远。但接受不等于放弃——纪子还是陪了老人那几天,老父亲还是在妻子的遗物里翻出那块手表,想起她年轻时的样子。
我想起下午那通电话。妈妈说:”你要是忙就算了,反正我和你爸也习惯了。”我当时没听出那句”习惯了”背后的失落,现在想来,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打破僵局其实不难,难的是意识到僵局的存在。不需要煽情的拥抱、深夜长谈,有时候只是一顿不看手机的晚饭、一句”我在听”的回应、一次不敷衍的对视。
小津用那些固定镜头告诉我们:和解就在日常里,在榻榻米上的茶杯、在厨房的灯光下、在那些看似无聊的絮叨里。我们不需要等到”来得及”的那天,因为每一天都可以是”来得及”。
看完电影,天快亮了。我给妈妈发了条消息:”这周末回家吃饭,我带菜。”然后关掉电脑,躺在床上,想起《东京物语》最后那个空镜头——尾道的海,波浪一遍遍拍打着堤岸,像是在说:生活还在继续,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方式继续。
下次回家,我要关掉手机,好好吃那顿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