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末坐慢车去杭州，六个小时的硬座。车厢里人不多,我靠着窗边,手机里存着好几部一直想看但没时间看的电影。翻来翻去,选了小津安二郎的《东京物语》。也不知道为什么,可能是因为窗外不断倒退的田野和村庄,让我突然想起老家,想起父母。
列车晃晃悠悠,我就这么看完了整部片子。看到最后,天已经黑了,车厢灯光昏黄,窗外只剩下自己的倒影。我盯着手机屏幕发呆了很久,然后做了件很久没做的事——给妈妈打了个电话,就随便聊聊天。
一部关于父母进城看望子女的电影
《东京物语》(1953,小津安二郎)讲的是战后日本的一对老年夫妇,从尾道的小镇坐火车去东京看望成年的儿女们。长子是社区医生,长女开美容院,都在东京忙着各自的生活。老两口满怀期待地去了,却发现孩子们虽然表面热情,实际上都在应付,都很忙,没什么时间真正陪伴他们。
反倒是已故次子的遗孀纪子,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”外人”,真心实意地招待他们,陪他们游东京,听他们说话。最后老母亲在回程途中病倒,匆匆离世。儿女们赶回老家奔丧,办完丧事又各自散去,只有纪子留到最后。
整部电影节奏很慢,镜头几乎都是固定的低机位,像是跪坐在榻榻米上看着这一家人的日常。没有激烈的冲突,没有声嘶力竭的争吵,就是那种淡淡的、压抑的、说不出口的疏离感。
那些让我心口发紧的瞬间
有几个镜头我一直记得。老两口被儿女们”安排”去热海的温泉旅馆住一晚,本意是让他们散散心,实际上是想腾出时间来处理自己的事。那个旅馆吵闹喧嚣,全是年轻人喝酒唱歌,老人家根本睡不着,只能坐在房间里相对无言。笠智众饰演的老父亲对老伴说:”孩子们也不容易啊。”语气里全是理解和妥协。
还有一场戏是老母亲和几个老朋友聊天,说起在东京的见闻。朋友们都羡慕她儿女事业有成,她笑着应和,但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落寞。后来她对纪子说:”我们这些做父母的,总以为孩子长大了就好了,其实长大了,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”
我坐在火车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,外面正好经过一片稻田,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。我突然想起去年春节,我妈在厨房忙活了一下午做了一桌菜,我却一直在刷手机。她叫了我好几次”来吃饭”,我都说”等一下”。现在想起来,那个”等一下”有多敷衍。
小津镜头下那种安静的残忍
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总是这样,不动声色地把生活中最柔软的部分撕开给你看。他不批判任何人,儿女们不是坏人,他们只是忙,只是被生活推着走,只是渐渐忘了父母也会孤独、也会需要陪伴。父母也不怨恨,他们理解,他们包容,他们甚至主动为子女的冷淡找借口。
这种”理解”反而更让人难受。因为它太真实了,真实到让我想起自己。我也总是很忙,总是说”下次回家多待几天”,总是觉得父母”还好””不要紧”。可是时间不会等人,就像片中的老母亲,说走就走了,连最后一面都那么匆忙。
电影里有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:老父亲在妻子去世后,独自坐在海边,看着海浪一遍遍拍打堤岸。镜头就那么静静地拍着他的背影,没有配乐,只有海风和海浪的声音。那种孤独,那种”从此一个人”的孤独,透过屏幕都能感受到。
火车上的我和现实中的我们
看完电影,我盯着窗外发呆。车厢里有个年轻妈妈抱着小孩,孩子闹,她就轻轻哄。旁边有个老人家拎着大包小包,可能是去看儿女的。我突然意识到,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部电影里——我们既是那些忙碌的儿女,也终将成为那对老夫妇。
小津没有给出答案,他只是把这个问题摆在那里:我们要如何面对父母的衰老?如何平衡自己的生活和对他们的陪伴?如何不让”来不及”成为一生的遗憾?
我想起去年父亲生日,我因为工作没回去,只是微信转了个红包。他回我:”收到了,你忙你的,不用惦记。”当时我还挺心安理得,现在想想,那句”不用惦记”后面藏着多少失望。
纪子是我们都想成为却很难做到的人
电影里最温暖的角色是纪子。她不是亲生儿女,却做了儿女该做的事。她说:”我也很自私,也不是什么好人。”但她至少做到了”陪伴”这件简单却珍贵的事。
老父亲最后把老伴的手表送给纪子,说:”你是个好人。”纪子哭着说:”不,我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。”这段对话看似平淡,却道尽了人性的复杂。我们都想做个好人,都想对父母好,但生活总有各种理由让我们做不到。
火车到站的时候,我给妈妈打了电话。她接起来有点惊讶:”怎么突然打电话?”我说没什么,就是想听听你声音。她在电话那头笑了,说最近天气冷了,让我多穿点。我们就这么闲聊了十几分钟,聊她今天做了什么菜,聊家里的猫最近怎么样,聊一些完全不重要的事。
挂了电话,我背着包走出车站。城市灯火通明,行人匆匆。我想,下个月一定要回家待几天,不为了什么,就是陪他们坐坐,说说话。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