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五晚上加完班回家,已经快十一点。打开冰箱想找点吃的,看见妈妈留的便当,贴着小纸条”热一下就能吃”。那一瞬间突然很想给她打电话,但又觉得太晚了会吵醒他们。就这样站在厨房灯光下,想起很久没看的《东京物语》(1953年,小津安二郎)。
这部电影大概是我二十岁时第一次看的,那时候觉得节奏慢得让人着急,不太理解为什么父母千里迢迢去东京看孩子,孩子们却那么冷淡。现在三十出头了,自己也在大城市漂着,才发现电影里的每一帧安静,都藏着说不出口的话。
一场没有爆发的家庭聚会
电影讲的是住在尾道小镇的老夫妻,专程去东京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儿女。大儿子是个医生,女儿开美容院,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生活。老两口满怀期待地来了,却发现孩子们都很忙——忙着看病人,忙着招呼客人,忙着应付各种琐事。没人真的坐下来好好陪他们说说话。
小津安二郎用了大量固定镜头和低机位拍摄,画面里总是安静的走廊、空荡的房间、规整的榻榻米。父母坐在客厅里等孩子回家,镜头就那样静静地看着他们,像时间本身在流淌。没有激烈的争吵,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,只有礼貌的寒暄和体面的疏离。
最触动我的是那场温泉旅馆的戏。孩子们凑钱让父母去热海泡温泉,以为这样就尽到孝心了。结果旅馆里住满了喧闹的年轻人,通宵打麻将唱歌,老两口根本睡不着。他们坐在阳台上看海,母亲轻声说:”孩子们都变了啊。”父亲沉默了一会儿,只说:”也是没办法的事。”
那些饭桌上的沉默时刻
电影里有好几场饭桌戏,每一场都让人心里发紧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表面上其乐融融,实际上各怀心事。大儿子边吃饭边看报纸,女儿催促着要去店里,只有死去大哥的媳妇纪子,真心实意地陪老人说话。
我想起过年回家的那些饭局。妈妈准备了一桌子菜,爸爸倒好了酒,我们坐下来却不知道该聊什么。他们问我工作怎么样,我说挺好的;问有没有对象,我说再看看。然后就是长长的安静,只有筷子碰触碗沿的声音。
不是不爱,是不知道怎么爱了。就像电影里的父母,他们想了解孩子的生活,但又怕问得太多招人烦;孩子们也不是不想尽孝,只是真的被生活推着走,分不出更多精力。代际之间隔着的,不只是年龄和观念,还有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物理距离和心理隔膜。
厨房灯光下的那些人
小津镜头下的日本家庭,厨房永远是温暖的中心。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切菜、煮饭、洗碗,那些重复的动作构成了家的底色。《东京物语》里,母亲病重回到尾道后,躺在榻榻米上看着熟悉的天花板,轻声说自己这辈子过得挺满足的。
那个场景让我泪目。不是因为煽情,而是因为真实。我们的父母大概都是这样,把大半辈子都花在柴米油盐上,花在供孩子读书、帮孩子成家上,到头来却说”已经很好了”。他们从不抱怨你电话打得少,不责怪你总是很忙,只会在你回家时做一桌子菜,在你离开时塞给你水果和零食。
电影里唯一真正关心老人的,反而是那个”外人”——死去儿子的媳妇纪子。她已经改嫁,按理说没有义务再照顾公婆,却是最体贴、最耐心的那个。临别时,老父亲把怀表送给她,说”你是个好人”。这个设定很残酷,却也很真实——有时候血缘反而成了沟通的障碍,因为太近了,反而说不出真心话。
我们都活成了电影里的样子
二刷这部电影,最大的感受是:我们每个人都在重复同样的故事。年轻时觉得父母不理解自己,拼命想逃离那个小地方;等到真的在大城市站稳脚跟,才发现自己也变成了那个”太忙”的人。
上个月妈妈说想来看我,我下意识就开始盘算:要请几天假,家里要收拾一下,带他们去哪儿玩……算来算去觉得麻烦,就说”等我忙完这阵子再说”。挂了电话突然想起《东京物语》里的场景,心里一紧。我是不是也在用”忙”作为借口,把最亲的人挡在生活之外?
电影结尾,母亲去世了,孩子们才后悔当初没有多陪陪她。但生活不会给我们重来的机会。小津用极简的镜头语言,拍出了时间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。那些低矮的机位,像是孩子仰望父母的视角,也像是父母默默注视孩子远去的目光。
那通还没打的电话
看完电影已经凌晨一点多。我坐在沙发上发了会儿呆,还是拿起手机给妈妈发了条微信:”妈,这周末我回家吃饭。”消息发出去很久都没回复,她大概早就睡了。
第二天早上醒来,看到她回的消息:”好啊,想吃什么跟妈说。”后面跟了三个笑脸表情。我盯着那三个表情看了很久,突然觉得,能这样简单地回家吃顿饭,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。
《东京物语》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,它只是安静地呈现出这种普遍的困境。但正是这种不回避、不美化的真诚,让它成为了永恒的经典。七十年过去了,技术在进步,城市在扩张,但家庭内部的那些沉默、隔阂和遗憾,好像一点都没变。
这周末真的回家了。妈妈做了一桌子菜,我们还是没聊太多,但我帮她洗了碗,陪爸爸看了会儿新闻。离开时她照例塞给我一堆吃的,我这次没推辞。有些话说不出口没关系,至少我们还能坐在同一张饭桌前,在同一盏厨房灯光下,好好吃顿饭。
